原文链接 A Moratorium on Yasukuni Visits

 作者：Kazuhiko Togo
作者简介：（Kazuhiko Togo） 東郷和彦是前任日本驻荷兰大使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观察研究员。

     在作为首相的任期里，小泉纯一郎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包括采取可靠的安全、防御政策以及加强和美国的联盟关系，也包括日本和中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在两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贸易背景下，这样的分歧更加显而易见。
     由于地缘政治对抗和二战历史问题的争论，小泉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每一次都使得的中日关系面临着巨大挑战。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的圣地，敬奉着250万名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包括二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宣判的14名甲级战犯。
     因为这件事情，中国领导人已经拒绝高层的会谈，包括访问彼此的首都并举行多边高层会议，2002年停止的两国间的访问，以及2005年十月停止的东盟三国－中，日，韩三方会谈。
     小泉争辩说他对中国的态度根本上是友好的，中国的发展是一次机遇而不是一次挑战。他对日本的过去感到悔恨，，他参拜靖国神社仅仅是个人去哀悼战争的亡魂和许诺和平，而没有任何赞美过去的决心。但是他坚持他哀悼战争亡魂是出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外国政府可以干涉靖国神社在他心中的地位，而且也决不会把参拜作为一张“外交牌”。
     小泉2006年九月就要引退，他的继任者如何对待靖国神社将会在日本国内一样引起中国和区域内的其它国家关注。在日本有影响的人士坚持认为靖国神社的争论的解决取决于中国改变他们的立场。他们声称中国在利用日本供奉甲级战犯的事情作为一张“历史牌”来钳制日本。
     14名战犯于1978年被敬奉在靖国神社里，到了1979年这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到1984年，有三位日本首相进行参拜共计20次，但是没有遭到中国的抗议。而在1985年，当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以官员身份访问时，日本的媒体以显著的版面来报道这个事件，中国政府开始将其作为重大的外交事件来对待。一部分日本人断言当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施压是无济于事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企图就会自然结束。
     然而，我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这是一个复杂而且有很大问题的局面。我建议作为小泉首相的继任者应该宣布对靖国神社停止参拜,而且后来的首相都应该遵循这原则，直到未来的领导人认为停止参拜可以重新恢复。恢复的时间很难预测。可能在可以不久的未来，否则是许多年之后。
     停止参拜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从实际和道德上的观点来看。撇开现在的立场也许会更正确一些，无论是小泉声称的心声，或是中国政府抗议参拜那些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甲级战犯。不可否认，这件事情正在危害着两国领导人间的对话。
     某些时候许多需要通过高层对话来解决的实际问题因为没能沟通造成了对两国间关系的伤害。高层对话是两国都关心的摆脱困境的方法。两国间务实的互谅是必要的，如果两国之一必须做出让步，日本应该走第一步。
     因为从历史来看，日本确实是犯罪的一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有充分的理由为和睦走出谦卑的第一步。这样做带给日本的是道德上的尊严。
     但是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更加更本的。日本对自己在二战中被粉碎的身份进行重新审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靖国神社就是未被解决的基本矛盾之一。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日本特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去更加正直的面对历史，去听取日本国内广泛的舆论来克服我们未能解决的问题。
     为此，日本需要一些喘息的时间。这就是要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
      但是中国同样需要时间来反省自己的历史。中国对靖国神社的反应是基于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遭受欧洲列强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无情侵略所造成的羞辱感。在毛泽东半个世纪的统治下，中国恢复了作为一个显著国际势力的荣誉，但是他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社会。新的起点始于1970 年代，作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经济发展。
     然而，与之伴随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势力下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毛泽东主义者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现在它失去了统一的力量，在维护政治凝聚力上，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洗刷耻辱的精神遗产上的民族主义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不用惊异，被视为民族情感对象的日本在侵略中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最深的伤痕，中国的教育系统显然在建立反日情绪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才是导致中国青年带有强烈反日情感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社会需要时间来发展和重新审视战后的历史同样是重要的。
     这样在公开停止参拜期间，我建议日本考虑三个具体的问题：靖国神社的改革，国家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和一些具体的行动，包括建立关于战争历史的博物馆。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考虑。
     靖国神社改革
     今天靖国神社所具有的复杂性是由美国占领军总部，日本政府以及靖国神社在二战后所做的决定造成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主要意识形态的神道教最重要的神殿。战后，（注：神道教1945年以前为日本国教）神道教显然是被取消了，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靖国神社，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哀悼战争亡魂，允许保留其宗教组织，就象其它的神道教神殿一样；或者使其成为一个由政府资助的长期组织。这样的结果是把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宗教组织，而保留它作为哀悼战争亡魂的神庙地位。
     这样的选择使靖国神社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一方面，靖国神社保持着公共作用。因为它真实显示了许多在二战中阵亡的人在这儿的重新聚集，靖国神社的作用被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和亲属所支持。神社提供有影响力的宗教仪式来祭祀那些战争亡魂。由于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许多时候神道教举行的仪式与葬礼有关，神道教的这个功能能够被许多日本人所接受。
     与此同时，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以防止政府对靖国神社的干预。这样，神社的人保留了发展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历史的权力。即使到了今天，神社仍然保持并展示着导致日本加入二战的的特殊意识形态。这样的历史性观点对所有参观靖国神社战争纪念馆－“游就馆”的人是公开的，并且在神社的网站上资料也十分丰富。
     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并没有接受二战是错误的这样的事实，为了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分享一些靖国神社比较老的论点。我是東郷茂徳（注：東郷茂徳,Shigenori Togo，1882–1950.日本政治家，1940到1945的二战期间任日本外交部长，后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孙子，他是东条英机内阁(注：东条英机，Hideki, 1885-1948, 日本军人, 于1941-1944任日本首相, 因战犯罪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和铃木内阁时期的日本外交部长，前者发动了二战，后者结束了二战。
     作为一个真心献身于和平的人，東郷茂徳就极力反对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日本的军事化，试图说服他们同意从中国撤军，并使用了两次提案表决权来阻止战争的爆发。一个是长期协议，包括日本从中国撤军，另一个是迅速修复由美国提出的悬而未决的石油禁运和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这些提案被否决了，日本领导层收到了被认为是最后通牒的赫尔备忘录。我就是在赫尔备忘录到来的前夕出生在弥漫着令人绝望情绪的外相家里的。
     在东京审判中，他被宣判为A级战犯，東郷茂徳表示在偷袭珍珠港之前，谈判的发展方向让他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发动战争。除了他自己愿意证实真相外，还有本.布鲁斯.布莱克的专注努力，工作于防卫队的最聪明的美国律师之一，他使東郷茂徳免于绞刑仅判处20年徒刑，这是法庭第二大亮点。
     虽然如此，历史观点和东京审判的作用仍存在争议，关于日本自身的复杂问题也仍未达成共识。无论我个人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观点是怎样，我坚信靖国神社并不是一个只有片面的历史可以展示的地方。靖国神社可以在保留二战历史的描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现在60年过去了，关于战争的不同观点正在日本争论着，该是还原靖国神社原本最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了，哀悼那些在从容平静的神道教传统中将生命奉献给国家的人们。那些代表游就馆（注：靖国神社里的二战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应该从靖国神社里分离出来，如果有必要可以移到别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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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Will We Hit $100?
By Karen Lowry Miller May 7, 2006

诸如此类的预言曾经只是非主流的领域，现在主流如高盛者也这样说。下面就是为什么。

21世纪第一次石油冲击至今仍让我们记忆犹新，尽管它并没有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这一次，初现的跌落大多由政治术语来解释衡量——比如象委内瑞拉这样的产油国日益骄横，伊朗多么爱挑衅，俄罗斯的国有石油公司的膨胀，对获取暴利的石油巨人的激烈反对，以及对象美国和德国这样的消费大国的政客们的绝望。最近几个星期，因为石油价格突破了70美元每桶，在美国汽油的价格也超过了3美元每加仑，前石油商George W. Bush通过石油巨头做了一项关于可能的价格调整的调查，我们这个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世界的旧的权力分配显然正在被颠覆。

经济上的震动只是早晚的问题。每桶石油涨价10美元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少0.5%的预言还有待验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我们对于全球经济减速的天真讶异并没有把握到点子上：如果经济能承受70美元每桶的价格，那么价格就不太可能回落。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增加燃料费用，对石油燃料型通货膨胀的恐惧正在慢慢浮现。

更糟的是，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情绪，到最后甚至可能会达成共识，那就是我们正在驶向一个全新的价格真实——迄今为止那里还只是石油阴谋论和环境末日论的狂想者的领域。这就是100美元每桶的世界。2005年3月的市场价格盘旋在47美元每桶上下，当时高盛的分析师Arjun Murti和Brian Singer对此感到吃惊，预言会有一个将使油价从50美元飙升至105美元每桶的”超级峰值”，并且暗示那种价格会持续5到10年。现在看来预言100美元每桶已经成为令人敬佩的。只要看看期货市场，购买100美元每桶的石油的购买选择权——去年才出现的新鲜事——已经很寻常了。

这新一轮预言大潮之所以无法令人信服，是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的坚实的基础上，而只是毫无道理的声称世界上的石油要用完了。这是”石油见顶”理论家们鼓吹了好多年的东西，他们说现在的价格标志着我们已经发现了所有能够经济地抽出的石油，所以今后在供给上只会每况愈下。既然没有人能够找出方法来透视整个地球以确定到底还剩下多少石油，石油峰值理论部分是建立在对地理学的悲观基础上的。石油巨头们也用文章回敬并表明信仰：地下还有很多石油，不断进步的科技可以也一定能够找到它们。

一些最为忧虑的分析师现在也认为石油巨头们是对的：地球上还有许多石油。但是只有科技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无何也不会很快实现——如果这个产业本身不好好规划部署一下。”石油峰值是一种引人入歧途的观点,”Barclays Capital的分析师Paul Horsnell说，”说的都是一些基本问题”。问题在于主要的产油国没有开足马力——它们也不打算开足马力——来满足增长，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中国的需求。鉴于过去在繁荣时期的超支，公司大多选择持有现金，或者将其返还给股东，而不是用来扩大生产或者建造新的提炼设备。最终，Singer和Murti声称，石油还是一种可循环的商品（而不是不可再生资源），价格会下降到合理的水平。但是他们预期会有一个直到2009年的长期高价，然后到2014年逐渐回落。目前在美国排队加油的现象又出现了，因为消费者们都在寻找最便宜的价格。

历史表明现在的基本情况很象20世纪70年代。高盛的研究显示，当产油国和石油公司处于投资期时油价会趋向于峰值，而当它们的投入开始实现产出时回落（图表）。因此，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投资增加时油价也跟着暴涨，到80年代那些投入开始产生出新的节余生产力时就降下来了。价格的滑落持续到90年代，对石油的投资萎靡不振，广阔的市场前景使资金都跑到新经济的科技新星那里去了。在过去的20年间，全世界的节余产能从15％下跌到几乎只有1％，并且短期内没有可能得到缓解。高盛的分析师Jeffrey Currie认为石油产业在接下来的10年以还需要投入3.5 万亿美元来满足增长的需求。”我们称之为旧经济的复仇，” Currie说。

如果有甚么区别的话，今天的全球石油投资比上个世纪70年代更富于不确定性。”当你没有再犯错的余地时，墨菲定律就会起效，可能出现的错误一定会发生，”独立石油分析师Lowell Feld说。如果与伊朗的对抗，会使它每天的出口减少250万桶，”却没有其他来源能弥补这个缺口，”Feld说。Deutsche Bank的分析师Adam ieminski认为每天的供应减少200万桶就足以使价格飙升到100美元。Global Insight的首席经济学家Nariman Behravesh走的更远：”要引发大规模的短缺甚至使价格升值120美元，所需要的只是一场地缘政治学上的事变，比如伊朗受到袭击。”

这种局面是1/4个世纪前在石油供应方面投资不足的结果。因为对石油业来说从投资到实现实际产出需要7年，现在即使疯狂投资也不能阻止超级峰值。前10位的产油国一起控制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石油储量，想想其中的5个就已经足够。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存储，尽管最近遭到恐怖分子对产油设备的袭击，却几乎仍占有目前所有的节余产能，并且保持相对稳定。它打算投资数十亿在2009年前将日产量从960万桶提升到1250万桶。

剩下的4大产油国也在趟浑水，甚至更糟。伊朗是第二传统储油国，它现在的产出比30年前更少，而且很难吸引到跨国投资，因为它们都被它追逐核能力的狂热吓到了。伊拉克在2003年被占领后石油产出直线下降，起义者们平均每隔3天就要对产油设备发起一次袭击。毫无意外，投资者们也躲得远远的。在俄国，对石油的投资在苏联解体后兴盛一时，但之后也就趋于平缓。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行业联合会主席Gennadiy Shmal公开指责克里姆林宫在勘探上投入太少。

同时，委内瑞拉眼睁睁的看着在激进的民粹主义者Hugo Chávez的领导下其州立公司的产量从2003年开始下跌50％，他甚至将国外的投资者驱逐出去境。Chávez声称要在2012年前在新的生产和设备方面投资560亿美元，但是分析师们对此表示怀疑。哥伦比亚大学的Adam Louis Shrier说Chávez”把石油当作政治工具”来满足他的社会目的：医院，学校，员工的度假村。”那些国有公司并不在乎石油或者经济效益，”他说。

尽管石油投资正在回升，还是有理由怀疑比起过去，这个循环会是更少的投资更慢的增长。一个主要原因是政治，而且不仅仅是在委内瑞拉。不管是中东的产油国还是俄罗斯，石油公司中政府的股份都在增加，以支助各种使石油王子和民粹主义大权在握的福利计划。当勘探古老偏远的地区变得日益复杂而昂贵时，社会性支出就增加。许多熟练工在长期的投资低靡期时会离开这个行业，这也增加了这种成本。

中东作为少数几个人口增长仍旧很快的地区，各种社会福利都在争夺石油美元。当大量的年轻人加入到劳动力大军时，沙特阿拉伯需要将油价最低保持在40到50美元之间来维持目前的食物，住房，教育和就业补助系统，Feld说。新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承诺将石油换回的钱用于资助社会计划。俄罗斯总统普金保证从石油获得的利润都将用于和俄罗斯的贫困作战。所有这一切都消耗了可能用于增加石油产量的资金。

这使得石油巨头们左右为难，它们手中有大笔的现金，却面临着危险的投资环境。为了资助他的社会计划，Chávez已经将对外国石油公司征收的所得税从34％提升到了50％，并且几乎将石油产地使用费的成本翻倍到30％；上个月，他从法国公司Total手中收回了一块油田，还毁了和意大利的Eni的一份合同。Currie说俄罗斯的税如此高，以致跨国公司想要将资金回报率保持在15％就要使油价达到80美元每桶。

在某些方面，国际石油公司们自己也没有投资动机，部分是因为看不清价格到底将走向何方。Columbia University’的Shrier说直到2003年，它们的投资决策都是建立在15美元每桶的预计价格上的。许多人都坚信油价决不会达到他们需要付，比如说在西非，油价100%累进税的30美元每桶。Shrier估计石油公司已经将长期的价格预计提升到大约35美元每桶，这表明这个需要在将来向投资者敞开大门的产业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但这并不能很快实现以减缓可能已经开始的超级峰值到来的步伐。

（Exstasis Jo投稿翻译，欢迎访问：exstasis和《环球企业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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