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Who is Jonathan Ive
原文作者：Peter Burrows

今年春天在加州的巴沙迪纳，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举行了设计师的集会 Radical Craft。会上各种各样的设计师们使满席的同行群情激奋。服装设计师 Isaac Mizrah 讲述了他鼓舞人心的成名故事。人工智能的先驱 Danny Hillis 展示了一台能模拟地形的电脑，据说它能显示一切东西，甚至是喜马拉雅山的三维图。荷兰发明家 Theo Jansen 则带来了一个大众汽车般大小的，由塑料PVC管制成“海滩生物”（beach creatures），那东西就像 George Lucas 的星际螃蟹那样“走”过舞台。

但是展示会上最大牌的明星却没有一点炫耀卖弄的架子。苹果电脑主管工业设计的高级副总裁 Jonathan Ive 穿着一件深色T恤，顶着刚剃过的头摇摇晃晃地走上台，仿佛一个在去星巴克的路上迷失方向的毕业生。这个39岁的英国人，懒散的坐在座位上，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安静的回答主持人和获奖编辑 Chee Pearlman 提出的问题。尽管被邀请了很多次，他还是拒绝卖弄他自己的设计能力，也不愿意谈论和他那完美主义的老板 Steve Jobs 一起工作的感受。

除了 Jobs，他是对苹果那些著名的炫目而令人惊喜的产品最有影响力的人。Ive 更愿意谈论设计流程（process）—— 他称之为“设计工艺”（the craft of design）。他满怀激情地谈论他的小团队以及他们如何共同工作。他谈到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和限制项目的数量，还谈到对一个产品如何被制造出来应该有深刻的理解：使用的原材质、制作加工时使用的工具、产品设计的用意。Ive 强调的更多是对工作极度关心的必要性。

这些都算不上令人着迷，特别是对于一个著名的设计师来说。没有什么夸张的新闻，谈论的任何事都缺少具体细节。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Ive 是一个不太合作的名人，但同样也因为苹果那种由 Jobs 赋予的无处不在的神秘感。事实上，Ive 在这个场合不愿意多说什么，在其他场合也是，甚至英格兰皇家艺术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the Arts in England）作为 Ive 20年前的起点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待遇。苹果以它自己的方式与外界沟通——最典型的就是推出新产品，比如9月12日那场盛大高调的发布会。

尽管如此，此次对 Ive 的采访证明许多接近苹果核心的人所言非虚——他是苹果的幕后功臣。Jobs 指明方向并且提供灵感，却是 Ive 将苹果独特的创造力和造就美丽事物所必须的具体细节融合在一起。苹果创新的成功正是取决于这种主设计师与强力的老板间的契合。“我认为 Steve Jobs 找到了一个不仅懂得如何完成，甚至能超越的他的设想的人，并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做到。” Pearlman 说。

一切都从九年前开始。“Steve & Jony Show” 创造出了一系列标志性的产品，从上世纪末拥有水果糖般颜色并且颠覆了全世界对家用电脑概念的 iMac，到现在超薄的 iPod Nano。苹果创造并且始终把握着数码音乐界的潮流，分析师们说这些年在电脑市场里它的分红是最多的。苹果的股票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232%，凌驾于任何一个科技市场。苹果将设计中的客户体验纳入蓝图，不仅是为了赢得富于创造力的美誉，更是为了赚得成千上万的真金白银并且对整个产业发起革命。“苹果伟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你能通过贩卖情感而成为亿万富翁，证明设计也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模式。” 提供产品设计服务的 NewDealDesign 的创始人 Gadi Amit 说。

毫无疑问，Jobs本人是苹果在创新方面最独一无二的利器。尽管他看上去像一个摇滚明星，在那些充满戏剧性的新品推介会上为众多苹果拥趸炫出他的重力和弦（power chord），Jobs 仍然像任何一个瑞士钟表匠一样忠实于完美。他会坚持将为了苹果第一个曼哈顿零售店而远渡重洋运来的精美意大利大理石先送到加州的 Cupertino，以便让他检查石头的纹理。尽管其他地方的设计师必须与压低成本的人对抗，在苹果每个人都知道只有达到 Jobs 的高标准才能留下来。有这样一个故事，很可能是杜撰的，说 Jobs 曾经要求一个设计新 Mac 的设计师不准出现一个可见的螺丝钉。结果这个设计师做出来的模型上有一个藏在把手下不易被发现的螺丝钉，于是Jobs解雇了他。“苹果是这个世界上设计能力最强的公司，这一切都是因为 Steve Jobs，” 现在为耐克工作的苹果前设计师Ray Riley说。

Ive 说他和他的老板每天至少要交谈一次。事实上，他们差不多也过着同样的生活。尽管拥有盛名和巨额财富，他们都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Ive 和妻子，一个青梅竹马的历史学家，还有他们年幼的双胞胎一起生活，据 Ive 的第一个合作伙伴 Clive Grinyer说，住在一个没有“一丝炫耀与浮夸”的房子里。尽管有着出色的自我推销技巧，Jobs 也过着一种相对安静的生活。他没有度假别墅，也很少出现在硅谷的社交和商业场合。运动鞋、T恤衫和 Issey Miyake 的圆领毛衣不仅是为了戏剧效果——Jobs确实喜欢这种随意的风格，Ive 和他的设计小组也是。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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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from china business services

中国消费者即将成为消费市场的主角（或许已经是了），所以最近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下面是从McKinsey Quarterly收集来的一些有关：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兜里有多少钱？的数据。

• 居住在大城市的1%的人口，却掌握着全市10%的可支配收入。他们拥有每年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是国际品牌及奢侈品的积极消费者。
• 就支付能力来说，1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在美国拥有4万美元的支付能力。
• 2.5亿中国人的家庭收入已经超过每年1000美元、5千万中国人的家庭收入超过每年3500美元，并且他们的购买力在中国不是能用美元可以衡量的。
• 到2025年底，中低层阶级可能会达到5.2亿人，总共拥有13兆3千万元人民币的可支配收入。
• 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到2025年底，中国城市家庭消费力度将会达到每年20兆人民币。

当关于“十亿消费者”的幻想仍然是幻想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为品牌产品、奢侈品、服务业呈现出一块美妙的市场。一份来自Goldman Sachs的报告表明，在2005年：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达到60亿美元，已占到全球奢侈品市场消费额的12%，但这其中只有2%是在中国国内进行交易的，其余的10%均是中国游客在境外旅行时所消费。Goldman Sachs预言，到2015年底，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除开McKinsey、Goldman Sachs及其他的一些研究，仍然还有很多关于财富及消费力的轶事性证据。最近我看到或听到是：

• 一位上海商人，将一辆豪华轿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女朋友。
• 一位北京商人给他的英国朋友打电话，询问如何才能买到最新的Aston Martin轿车。
• 挑剔的北京驾驶者购买了728辆Bentley的Mulliner豪华轿车，在全球居首位。
• 金融产品公司争相抢夺众多账户余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优质客户。
• 一些商人花成百上千万的钱给他们的亲戚购买连锁产业。
• 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购买昂贵的限量的手机（花费过万，而不仅仅是几千元了）

想得到更多关于对中国消费者的市场营销手段，可以去阅读“One Billion Customers”及“Billions”这两本书，可以在这里找到。

查看新闻资源：

• 2006 Special Edition: Serving the new Chinese consumer
  The McKinsey Quarterly
• Encouraging consumer spending in China
  The McKinsey Quarterly
• China Become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Consumer of Luxury Goods
  PressInterpreter
• China’s hunger for luxury goods grows
  Boston 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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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链接 A Moratorium on Yasukuni Visits

 作者：Kazuhiko Togo
作者简介：（Kazuhiko Togo） 東郷和彦是前任日本驻荷兰大使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观察研究员。

     在作为首相的任期里，小泉纯一郎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包括采取可靠的安全、防御政策以及加强和美国的联盟关系，也包括日本和中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在两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贸易背景下，这样的分歧更加显而易见。
     由于地缘政治对抗和二战历史问题的争论，小泉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每一次都使得的中日关系面临着巨大挑战。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的圣地，敬奉着250万名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包括二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宣判的14名甲级战犯。
     因为这件事情，中国领导人已经拒绝高层的会谈，包括访问彼此的首都并举行多边高层会议，2002年停止的两国间的访问，以及2005年十月停止的东盟三国－中，日，韩三方会谈。
     小泉争辩说他对中国的态度根本上是友好的，中国的发展是一次机遇而不是一次挑战。他对日本的过去感到悔恨，，他参拜靖国神社仅仅是个人去哀悼战争的亡魂和许诺和平，而没有任何赞美过去的决心。但是他坚持他哀悼战争亡魂是出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外国政府可以干涉靖国神社在他心中的地位，而且也决不会把参拜作为一张“外交牌”。
     小泉2006年九月就要引退，他的继任者如何对待靖国神社将会在日本国内一样引起中国和区域内的其它国家关注。在日本有影响的人士坚持认为靖国神社的争论的解决取决于中国改变他们的立场。他们声称中国在利用日本供奉甲级战犯的事情作为一张“历史牌”来钳制日本。
     14名战犯于1978年被敬奉在靖国神社里，到了1979年这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到1984年，有三位日本首相进行参拜共计20次，但是没有遭到中国的抗议。而在1985年，当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以官员身份访问时，日本的媒体以显著的版面来报道这个事件，中国政府开始将其作为重大的外交事件来对待。一部分日本人断言当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施压是无济于事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企图就会自然结束。
     然而，我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这是一个复杂而且有很大问题的局面。我建议作为小泉首相的继任者应该宣布对靖国神社停止参拜,而且后来的首相都应该遵循这原则，直到未来的领导人认为停止参拜可以重新恢复。恢复的时间很难预测。可能在可以不久的未来，否则是许多年之后。
     停止参拜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从实际和道德上的观点来看。撇开现在的立场也许会更正确一些，无论是小泉声称的心声，或是中国政府抗议参拜那些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甲级战犯。不可否认，这件事情正在危害着两国领导人间的对话。
     某些时候许多需要通过高层对话来解决的实际问题因为没能沟通造成了对两国间关系的伤害。高层对话是两国都关心的摆脱困境的方法。两国间务实的互谅是必要的，如果两国之一必须做出让步，日本应该走第一步。
     因为从历史来看，日本确实是犯罪的一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有充分的理由为和睦走出谦卑的第一步。这样做带给日本的是道德上的尊严。
     但是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更加更本的。日本对自己在二战中被粉碎的身份进行重新审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靖国神社就是未被解决的基本矛盾之一。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日本特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去更加正直的面对历史，去听取日本国内广泛的舆论来克服我们未能解决的问题。
     为此，日本需要一些喘息的时间。这就是要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
      但是中国同样需要时间来反省自己的历史。中国对靖国神社的反应是基于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遭受欧洲列强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无情侵略所造成的羞辱感。在毛泽东半个世纪的统治下，中国恢复了作为一个显著国际势力的荣誉，但是他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社会。新的起点始于1970 年代，作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经济发展。
     然而，与之伴随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势力下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毛泽东主义者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现在它失去了统一的力量，在维护政治凝聚力上，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洗刷耻辱的精神遗产上的民族主义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不用惊异，被视为民族情感对象的日本在侵略中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最深的伤痕，中国的教育系统显然在建立反日情绪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才是导致中国青年带有强烈反日情感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社会需要时间来发展和重新审视战后的历史同样是重要的。
     这样在公开停止参拜期间，我建议日本考虑三个具体的问题：靖国神社的改革，国家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和一些具体的行动，包括建立关于战争历史的博物馆。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考虑。
     靖国神社改革
     今天靖国神社所具有的复杂性是由美国占领军总部，日本政府以及靖国神社在二战后所做的决定造成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主要意识形态的神道教最重要的神殿。战后，（注：神道教1945年以前为日本国教）神道教显然是被取消了，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靖国神社，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哀悼战争亡魂，允许保留其宗教组织，就象其它的神道教神殿一样；或者使其成为一个由政府资助的长期组织。这样的结果是把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宗教组织，而保留它作为哀悼战争亡魂的神庙地位。
     这样的选择使靖国神社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一方面，靖国神社保持着公共作用。因为它真实显示了许多在二战中阵亡的人在这儿的重新聚集，靖国神社的作用被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和亲属所支持。神社提供有影响力的宗教仪式来祭祀那些战争亡魂。由于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许多时候神道教举行的仪式与葬礼有关，神道教的这个功能能够被许多日本人所接受。
     与此同时，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以防止政府对靖国神社的干预。这样，神社的人保留了发展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历史的权力。即使到了今天，神社仍然保持并展示着导致日本加入二战的的特殊意识形态。这样的历史性观点对所有参观靖国神社战争纪念馆－“游就馆”的人是公开的，并且在神社的网站上资料也十分丰富。
     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并没有接受二战是错误的这样的事实，为了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分享一些靖国神社比较老的论点。我是東郷茂徳（注：東郷茂徳,Shigenori Togo，1882–1950.日本政治家，1940到1945的二战期间任日本外交部长，后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孙子，他是东条英机内阁(注：东条英机，Hideki, 1885-1948, 日本军人, 于1941-1944任日本首相, 因战犯罪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和铃木内阁时期的日本外交部长，前者发动了二战，后者结束了二战。
     作为一个真心献身于和平的人，東郷茂徳就极力反对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日本的军事化，试图说服他们同意从中国撤军，并使用了两次提案表决权来阻止战争的爆发。一个是长期协议，包括日本从中国撤军，另一个是迅速修复由美国提出的悬而未决的石油禁运和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这些提案被否决了，日本领导层收到了被认为是最后通牒的赫尔备忘录。我就是在赫尔备忘录到来的前夕出生在弥漫着令人绝望情绪的外相家里的。
     在东京审判中，他被宣判为A级战犯，東郷茂徳表示在偷袭珍珠港之前，谈判的发展方向让他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发动战争。除了他自己愿意证实真相外，还有本.布鲁斯.布莱克的专注努力，工作于防卫队的最聪明的美国律师之一，他使東郷茂徳免于绞刑仅判处20年徒刑，这是法庭第二大亮点。
     虽然如此，历史观点和东京审判的作用仍存在争议，关于日本自身的复杂问题也仍未达成共识。无论我个人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观点是怎样，我坚信靖国神社并不是一个只有片面的历史可以展示的地方。靖国神社可以在保留二战历史的描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现在60年过去了，关于战争的不同观点正在日本争论着，该是还原靖国神社原本最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了，哀悼那些在从容平静的神道教传统中将生命奉献给国家的人们。那些代表游就馆（注：靖国神社里的二战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应该从靖国神社里分离出来，如果有必要可以移到别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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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Campus

首发：美剧迷：http://www.meijumi.com

译者按：英文原文发表于今天（2006年8月9日）的《纽约时报》，转载请加注作者译者和出处连接，请勿修改标题或原文。

文章谈到了网络使中国人更快捷方便地观看美剧，有助于语言文化交流，但这种网络制作和传播也对中国的审查制度和美国的版权保护提出双重拷问。

PS：估计是上次《新民晚报》和《星期日新闻晨报》报道了美剧字幕组后（两篇报道见本文后的相关文章），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采写了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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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周六上海的一帮朋友一起看字幕版的《Friends》。Qilai Shen 为 纽约时报 摄。

Chinese Tech Buffs Slake Thirst for U.S. TV Shows

作者：HOWARD W. FRENCH 翻译：Campus 时间： August 9, 2006

上海－8月8日，过去1年半，大学毕业不久的丁承泰常被朋友们觉得好像失踪了一样。

小丁23岁，一家国有银行的网管，谈笑风生。他下班后就会脱离现实，沉浸在类似《Lost》、《C.S.I》和《Close to Home》这样的美剧中。

尽管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剧迷，这些美剧却都是中国电视上看不到的。而且，他每晚都翻译美剧字幕，而越来越多的观众也都是通过类似BT的软件免费下载这些美剧。

中国有很多人制作翻译美剧，这过程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些人都是完全志愿的吗？小丁所在的制作组叫风软，目前也在和其他几家美剧制作组激烈竞争中，不过他们目标是一致的：让美国流行文化产品对中国观众免费发放，规避中国的审查制度和美国的版权保护。

“我们目标是一周出40集，基本上包括了FOX、ABC、CBS和NBC的热门剧集”，小丁有点自豪地说。

“意味着美国刚播完，我们就翻译。我们的速度是国内最快的，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最好的美剧翻译组。”

翻译者都是凭着对美剧的热情投入到翻译工作中的。很多人，包括小丁，通过观看美国影视节目也学习了英语。

也有一些人说他们学到了更多，从流行趋势到医学知识。

“美剧提供的文化背景包含了生活的每个方面：政治、历史和人们的生活，”小丁说，“这些让美剧很独特。当我第一次看《Friends》，我发现其中有很多美国历史知识，而且显示了美国的快速发展。这比课本或其他方式有趣多了。”

在一个美剧论坛，一名叫Plum Blossom的网友谈到：“看了一段时间美剧，我发现角色的性格也开始影响我了。很难描述，不过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发现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擅长使生活简单化，我觉得这是我需要从美国文化中学习的。”

美国俚语的翻译挺有挑战性，在《欲望都市》的某集中，台词“I thought you two would hit it off”被翻译成了“I thought you two would generate electricity together” 。（译者按：中文翻译为“我觉得你俩能来电”，其实翻译挺地道，看来老外也不了解中国俚语，:)）

《越狱》中，警告的话 “Preparation can only take you so far”，被翻译为“People can only try to do things. It’s God’s will that ensures success.”（译者按：中文翻译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英文原意是“准备工作只能到此了”）

节目中的美国文化，类似的翻译工作都在特殊的中国有很大的欢迎度。

中国有1.23亿网民，大部分是宽带用户，而国内电视文化还比较温吞水。国家电视台CCTV有16个电视台，但都是类似的历史剧、温和的肥皂剧和同样的游戏秀。

一个名叫Happyidea的美剧迷在email采访中这样评价中国节目：“我们的演员还凑合，但电视剧的导演、编剧、剪辑以及灯光、音乐、特效和化妆，他们每个方面都很差，加在一起就是垃圾了。”

长期严格的审查制影响所有的中国媒体，不仅是政治因素，还有性、暴力和以及一些宣扬美国式娱乐的萌芽。这都让观众更倾向去网上任意选择下载电视节目。中国媒体很少有美国节目，而好莱坞电影则能播放和在影院上映。

中国有关部门对电视的审查一向严格，主要是在性和暴力方面。

下载美剧的确没有了这些限制，至少影响了少部分人。这些人主要是在校大学生、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和城市白领，他们一般都在自己电脑上观看片子。

允许下载可能也是对那些习惯国外文化和对审查制不满的观众的一点安慰。

中国去年引进20部外国电影，16部是美国的。而美国电视节目在中国电视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CCTV8播放《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时我们有这种感觉“，金波（译者按：他就是“少数派”，《24小时》第1、2季听译），25岁，英语老师，也是伊甸园论坛（风软的竞争对手）的会员。“我想，天哪，这对白，这翻译，怎么能这么糟呢？丧失了原剧的精华，收视率也很低。”

金波说：“他们晚上10点播，而且连播3集。而且因为所谓国情，删改对白或词意。比如，Andrew的同性恋的戏就被删了。”

与此对比的是，字幕翻译组忠实于原汁原味的翻译，他们的字幕尽可能贴近原意，而片源是由美国的合作者从电脑下载通过网络传到中国。

每个翻译组都等级严密，翻译者被提升不仅仅是因为速度，虽然这很重要，但忠于原文更重要。

官方想控制流行文化产品，但其内容又刺激了盗版。几年来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美国新上映电影的便宜DVD。最近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打击盗版，以及网络影视下载的繁荣，都让DVD盗版在慢慢萎缩。

美国电视协会的代表们说，他们指望新的中国法规能叫停翻译和下载他们的节目。

“我们意识到是因为它们受欢迎，有几个FOX的节目都是盗版和网络非法传播的目标”，Teri Everett，Fox发言人通过email说。

“目前还在努力中，只要中国互联网的法规一出台，很多内容提供商权利的相关实施事宜就自然明了。”

翻译组的成员也意识到它们的努力可能触犯了版权保护，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根据中国法规，纯技术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靠这个赚钱和盈利。

原文地址：http://www.nytimes.com/2006/08/09/world/asia/09china.html

注：8月8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上“Love of U.S. TV spurs Chinese thefts”《美剧热刺激中国盗版》的文章，同一作者，与本文略有不同。网址：http://www.iht.com/articles/2006/08/08/news/china.php

主要增加的几段内容（分别文中不同处）：

看起来他们和本地对手间的竞争有时会很激烈，但是小丁可能忽视了他们其实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虽然有不少国家也有翻译字幕的美剧在网上，不过像风软这么有组织的免费翻译美剧的制作组，以及随之而来急速发展的美剧迷，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勤奋的工作，手把手地和MPAA（美国电影协会）处理这些事宜。”FOX发言人说。

段玉平，一位中国版权管理局官员，说中国会跟随“国际上的努力”来处理BT和其他下载服务。

他们目前“还没有包含到法规中”，她说，“因为这个领域技术变化太快，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关法律，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美国公司的投诉。”

字幕翻译者小丁说，“本质上我们做的的确违法，但是既然中国还没有法规规范它，我们就继续做。可能未来某一天，国家会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如果他们制定了，那我们的论坛就不能再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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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Quality vs. Quantity in Engineering
Marvinlee

每年春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子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主任（chai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Jitendra Malik都会坐下来同被工程学院录取的学生们谈话，讨论他们是否应该入学就读这个专业。

最近Malik注意到在学生们，尤其是他们的家长，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他们都很关心工程师或者计算机科学这个职业在今后的十年内发展前景如何”，Malik说。他们想知道他们是否选择了一个将会被外包出去的职业。为什么能够进入国内顶级工程学项目的学生还要担心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如果连考进伯克利工程系（Berkeley engineering）的学生都不愿意入学，是不是关于全国工程学毕业生的数量正在增长的争论并没有讨论到点子上？

只要打开电视看几眼Lou Dobbs在CNN的夜间节目“输出中的美国”——现在已经出书了——就能理解学生们的担心了，他在其中大肆抱怨外包。“把美国的就业机会输出到廉价的国外劳动力市场所威胁到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更威胁到美国的生活方式”，那本书的官方广告如是说。

除此还有无数的政客、新闻稿和各色文章告诉学生们“去年中国的高校有超过60万的工程系学生毕业，印度的学校弄出了35万，而美国只有区区7万”，就像教育部的秘书Margaret Spellings在《新闻周刊》的一则通讯中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政客们——包括Edward Kennedy 和Newt Gingrich——都争相引用那些数字，就像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一份名为《超越密布的阴云》（(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的报告所作的那样，那份报告似乎很想将关于扁平的世界的恐惧传递给白宫。

但是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两位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一再援引的数据是误导性的，一些专家说外包压根不会导致美国终结，关于美国工程学岌岌可危的警告不但没有使学生们更自律，反而吓得他们止步不前。

在一份并没有像《阴云》那样引起美国国会重视的报告中，杜克大学的学者们探寻着关于毕业生数量的数据的真实性。杜克大学普拉达工程学院（Duke’s Pratt School of Engineering）的院长（executive in residence），《圈定工程学外包争论》（(Framing the Engineering Outsourcing Debate)）的作者之一Vivek Wadhwa说中国有60万工程学毕业生的数据是2002年的，当时Cadence Design Systems的CEO Ray Bingham在一次演讲中使用了这个数据。“人们还在引用同样的数据，它们根本就不准确”，Wadhwa说。杜克大学的报告使用了国家教育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和中国教育部（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的数据，结论是美国2004年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学位获得者是222,335，印度及中国分别是215,000和644,106。

但即使是这些数据仍就不能说明问题，Wadhwa说。一个经常被末世论预言忽略的关键问题是“质量”。中国及印度分别有超过290,000和103,000的学位获得者是“专科（subbaccalaureate）”。在美国，只有84，898个工程学学位获得者是修了两年课程得到肄业证书的。当考虑到人均工程学毕业生数时，差距就拉得更大了。美国平均每百万人中有758人获得工程学学位，在中国是497人，而在印度是199人。这份报告还说中国的数据是从不同省份收集加总得到的，而各省份对工程师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可能包括了“机械师和其他产业的技师”。

这份报告讲工程师分为“dynamic”和“transactional”两种。报告指出，transactional指一般操作机械性重复任务的技师，通常没有学士学位。“那些人才又可能因为外包失去工作，”Wadhwa说，而不是伯克利分校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换句话说，是处在客户支持线上另一个终端的人们工作不保，而不是他们的老板。Wadhwa说他很同情这些人，但是像Dobbs那样描绘“被输出的美国”的人与其说是有益的提醒不如说制造了更多的麻烦，他们使优秀的学生担心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根本没有预期中的好工作。“我们得做更多的工作，从K12开始（训练因为外包而可能失去工作的人们找到更高级的工作）。但是聪明的学生们正在听到的却是美国的教育如何差劲，如果你进了工程系，你找工作就有麻烦，”Wadhwa说，并补充说他经常从杜克大学的学生那里听到担心的疑问。

在谈到共和党最近的科学和技术议程时，身为白宫发言人的共和党人Dennis Hastert解释说“美国需要能培养出更多世界范围内最优秀学生的教育系统。”Wadhwa坚信美国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和印度是第三世界。他们有大量的贫困和基础建设的问题。印度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他说。同时，他还说印度和中国比美国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来完成它们的基础建设。Wadhwa认为最终的战场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这就意味着不要吓跑聪明优秀的学生，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除了Hastert还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比如加利福尼亚的David Dreier议员，在谈到印度的顶级学院时，援引了“7所印度技术大学”。在一个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IT）公开的2003年的“60分钟”片断中，号称“想象一下将哈佛（Harvard）、麻省理工（MIT）和普林斯顿（Princeton）放到一起，这样你才能大概了解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在印度的情况”。但是Wadhwa说他“和教授们交流过。他们说来自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学生非常聪明，但这里最棒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是平等的，没有谁更好。”

根据200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and Company Global Institute）的一份人力资源报告，中国和印度分别只有10%和25%的工程师能够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那份报告发现像波兰、匈牙利、捷克和马来西亚这样的低工资国家能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角逐的工程师比例比印度和中国都要高。事实上，在调查的国家中，就能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的工程师比例而言，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最后的，甚至排在巴西和菲律宾后面。但是匈牙利和菲律宾却没有在关于美国竞争力的新闻发布会快报中被提到。

批评国会关注于工程学毕业生统计数字的人基本是科学家自己，他们中的大部分坚信美国确实需要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做得更好。困扰他们的是对错误理解的数字的强调，这可能使学生泄气——并且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如何让更多初、高级学校的孩子们考虑在科学界中就职这个大问题上引开。

Wadhwa说最终的目标一定是使美国为需求无限的高质量工作做好准备，并且继续将国外一些最聪明的学生吸引过来，让他们促进创新。目前，国外的学生在申请留学签证时一定要声明毕业后即将归国。这种政策和911事件后签证的日益困难迫使许多亚洲学生留在国内或者到欧洲的大学求学，后者争夺亚洲的留学生的竞争正日益激烈。“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更加困难，或者我们不那么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些都会促使他们到别处求学。这场交易中的输家是美国。”国际教育人员协会（NAFSA：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的助理执行董事Victor C.Johnson说。“我们不仅在削弱我们的学校，”它们需要留学生参与工程项目，“也在削弱我们在经济和科学上的领导力”

和Wadhwa一样,Johnson认为近期对美国工程师数量的强调应该让位于对他们素质的提高。“事实上可能有X、Y或Z名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回答它们是否代表了美国工业所真正需要的高水平高技能的创新天才这个问题”他说。

虽然国务院一再保证关于签证程序的问题已经恢复正常，Johnson却指出上个月他们拒绝发给印度杰出的化学家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的主席Goverdhan Mehta签证。“所有说签证政策没有问题的人直到最近几个星期才清醒过来，”Johnson说。

尽管在新闻稿中引用中国有60万工程师的恐怖数字已经是惯常的伎俩，现在一些政治家开始意识到仅仅强调数字也许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一位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Howard McKeon去年和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院长David Baltimore一起去了一次中国。“他告诉我1个伟大的科学家抵得上1000个一般的科学家，”McKeon说。

或许像Wadhwa说的那样：“中国还比美国有更多的牙医呢。但是那又怎么样？”
（Exstasis Jo投稿翻译，欢迎访问：exstasis和《环球企业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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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Will We Hit $100?
By Karen Lowry Miller May 7, 2006

诸如此类的预言曾经只是非主流的领域，现在主流如高盛者也这样说。下面就是为什么。

21世纪第一次石油冲击至今仍让我们记忆犹新，尽管它并没有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这一次，初现的跌落大多由政治术语来解释衡量——比如象委内瑞拉这样的产油国日益骄横，伊朗多么爱挑衅，俄罗斯的国有石油公司的膨胀，对获取暴利的石油巨人的激烈反对，以及对象美国和德国这样的消费大国的政客们的绝望。最近几个星期，因为石油价格突破了70美元每桶，在美国汽油的价格也超过了3美元每加仑，前石油商George W. Bush通过石油巨头做了一项关于可能的价格调整的调查，我们这个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世界的旧的权力分配显然正在被颠覆。

经济上的震动只是早晚的问题。每桶石油涨价10美元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少0.5%的预言还有待验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我们对于全球经济减速的天真讶异并没有把握到点子上：如果经济能承受70美元每桶的价格，那么价格就不太可能回落。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增加燃料费用，对石油燃料型通货膨胀的恐惧正在慢慢浮现。

更糟的是，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情绪，到最后甚至可能会达成共识，那就是我们正在驶向一个全新的价格真实——迄今为止那里还只是石油阴谋论和环境末日论的狂想者的领域。这就是100美元每桶的世界。2005年3月的市场价格盘旋在47美元每桶上下，当时高盛的分析师Arjun Murti和Brian Singer对此感到吃惊，预言会有一个将使油价从50美元飙升至105美元每桶的”超级峰值”，并且暗示那种价格会持续5到10年。现在看来预言100美元每桶已经成为令人敬佩的。只要看看期货市场，购买100美元每桶的石油的购买选择权——去年才出现的新鲜事——已经很寻常了。

这新一轮预言大潮之所以无法令人信服，是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的坚实的基础上，而只是毫无道理的声称世界上的石油要用完了。这是”石油见顶”理论家们鼓吹了好多年的东西，他们说现在的价格标志着我们已经发现了所有能够经济地抽出的石油，所以今后在供给上只会每况愈下。既然没有人能够找出方法来透视整个地球以确定到底还剩下多少石油，石油峰值理论部分是建立在对地理学的悲观基础上的。石油巨头们也用文章回敬并表明信仰：地下还有很多石油，不断进步的科技可以也一定能够找到它们。

一些最为忧虑的分析师现在也认为石油巨头们是对的：地球上还有许多石油。但是只有科技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无何也不会很快实现——如果这个产业本身不好好规划部署一下。”石油峰值是一种引人入歧途的观点,”Barclays Capital的分析师Paul Horsnell说，”说的都是一些基本问题”。问题在于主要的产油国没有开足马力——它们也不打算开足马力——来满足增长，特别是来自美国和中国的需求。鉴于过去在繁荣时期的超支，公司大多选择持有现金，或者将其返还给股东，而不是用来扩大生产或者建造新的提炼设备。最终，Singer和Murti声称，石油还是一种可循环的商品（而不是不可再生资源），价格会下降到合理的水平。但是他们预期会有一个直到2009年的长期高价，然后到2014年逐渐回落。目前在美国排队加油的现象又出现了，因为消费者们都在寻找最便宜的价格。

历史表明现在的基本情况很象20世纪70年代。高盛的研究显示，当产油国和石油公司处于投资期时油价会趋向于峰值，而当它们的投入开始实现产出时回落（图表）。因此，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投资增加时油价也跟着暴涨，到80年代那些投入开始产生出新的节余生产力时就降下来了。价格的滑落持续到90年代，对石油的投资萎靡不振，广阔的市场前景使资金都跑到新经济的科技新星那里去了。在过去的20年间，全世界的节余产能从15％下跌到几乎只有1％，并且短期内没有可能得到缓解。高盛的分析师Jeffrey Currie认为石油产业在接下来的10年以还需要投入3.5 万亿美元来满足增长的需求。”我们称之为旧经济的复仇，” Currie说。

如果有甚么区别的话，今天的全球石油投资比上个世纪70年代更富于不确定性。”当你没有再犯错的余地时，墨菲定律就会起效，可能出现的错误一定会发生，”独立石油分析师Lowell Feld说。如果与伊朗的对抗，会使它每天的出口减少250万桶，”却没有其他来源能弥补这个缺口，”Feld说。Deutsche Bank的分析师Adam ieminski认为每天的供应减少200万桶就足以使价格飙升到100美元。Global Insight的首席经济学家Nariman Behravesh走的更远：”要引发大规模的短缺甚至使价格升值120美元，所需要的只是一场地缘政治学上的事变，比如伊朗受到袭击。”

这种局面是1/4个世纪前在石油供应方面投资不足的结果。因为对石油业来说从投资到实现实际产出需要7年，现在即使疯狂投资也不能阻止超级峰值。前10位的产油国一起控制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石油储量，想想其中的5个就已经足够。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存储，尽管最近遭到恐怖分子对产油设备的袭击，却几乎仍占有目前所有的节余产能，并且保持相对稳定。它打算投资数十亿在2009年前将日产量从960万桶提升到1250万桶。

剩下的4大产油国也在趟浑水，甚至更糟。伊朗是第二传统储油国，它现在的产出比30年前更少，而且很难吸引到跨国投资，因为它们都被它追逐核能力的狂热吓到了。伊拉克在2003年被占领后石油产出直线下降，起义者们平均每隔3天就要对产油设备发起一次袭击。毫无意外，投资者们也躲得远远的。在俄国，对石油的投资在苏联解体后兴盛一时，但之后也就趋于平缓。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行业联合会主席Gennadiy Shmal公开指责克里姆林宫在勘探上投入太少。

同时，委内瑞拉眼睁睁的看着在激进的民粹主义者Hugo Chávez的领导下其州立公司的产量从2003年开始下跌50％，他甚至将国外的投资者驱逐出去境。Chávez声称要在2012年前在新的生产和设备方面投资560亿美元，但是分析师们对此表示怀疑。哥伦比亚大学的Adam Louis Shrier说Chávez”把石油当作政治工具”来满足他的社会目的：医院，学校，员工的度假村。”那些国有公司并不在乎石油或者经济效益，”他说。

尽管石油投资正在回升，还是有理由怀疑比起过去，这个循环会是更少的投资更慢的增长。一个主要原因是政治，而且不仅仅是在委内瑞拉。不管是中东的产油国还是俄罗斯，石油公司中政府的股份都在增加，以支助各种使石油王子和民粹主义大权在握的福利计划。当勘探古老偏远的地区变得日益复杂而昂贵时，社会性支出就增加。许多熟练工在长期的投资低靡期时会离开这个行业，这也增加了这种成本。

中东作为少数几个人口增长仍旧很快的地区，各种社会福利都在争夺石油美元。当大量的年轻人加入到劳动力大军时，沙特阿拉伯需要将油价最低保持在40到50美元之间来维持目前的食物，住房，教育和就业补助系统，Feld说。新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承诺将石油换回的钱用于资助社会计划。俄罗斯总统普金保证从石油获得的利润都将用于和俄罗斯的贫困作战。所有这一切都消耗了可能用于增加石油产量的资金。

这使得石油巨头们左右为难，它们手中有大笔的现金，却面临着危险的投资环境。为了资助他的社会计划，Chávez已经将对外国石油公司征收的所得税从34％提升到了50％，并且几乎将石油产地使用费的成本翻倍到30％；上个月，他从法国公司Total手中收回了一块油田，还毁了和意大利的Eni的一份合同。Currie说俄罗斯的税如此高，以致跨国公司想要将资金回报率保持在15％就要使油价达到80美元每桶。

在某些方面，国际石油公司们自己也没有投资动机，部分是因为看不清价格到底将走向何方。Columbia University’的Shrier说直到2003年，它们的投资决策都是建立在15美元每桶的预计价格上的。许多人都坚信油价决不会达到他们需要付，比如说在西非，油价100%累进税的30美元每桶。Shrier估计石油公司已经将长期的价格预计提升到大约35美元每桶，这表明这个需要在将来向投资者敞开大门的产业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但这并不能很快实现以减缓可能已经开始的超级峰值到来的步伐。

（Exstasis Jo投稿翻译，欢迎访问：exstasis和《环球企业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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