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服务部门正在走出制造业的阴影，但步伐并不尽人意
在中国，每一个工厂都有附带食堂，办公大楼和超级购物中心当然也不例外。上个月，关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官方修正版显示：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人民币16万亿元（约为1.9万亿美元），比预期增长17％。其中，增长的93％－大概2650亿美元－来自服务业。因此，在整个经济所占份量中，服务业由9％升至41％，制造业占46％，第一产业占13％。第一产业主要是指农业和矿业。
这部分巨额的收入从何而来呢？很明显，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旅游业。现在，中国人收入稳定，手上的现金越来越多，于是，他们更加频繁地进饭馆吃饭、到酒吧休闲、逛服装店或书店或汽车销售店、光顾私人诊所，或进修英语，或到美容院做美容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行业的营业额和利润是无法用测量工厂产量的统计方法来计算的。在这些行业中，多半以小型的私人公司为主，不引人注目，它们也因此而逃过了征税。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证实了大部分最新GDP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批发、零售及饮食；第二，交通、仓库保管、邮政及电信。邮政及电信服务业仍然属于国有企业，很容易计算收益，而100多万家小型货车运输移动公司的收益就不是那么容易计算了。第三个是房地产业，目前，房地产在沿海城市发展迅速，在内地也日渐兴旺起来，越来越多的私人－不仅仅只是海外投机商投资于房地产。而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建筑业、室内装饰业、”自己动手”(do-it-yourself)商店及其他建筑服务业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服务业不仅限于餐饮、运输和室内装修。近年来，中国的媒体、科技（包括互联网）、金融（比如租赁），还有教育和娱乐都取得很大的发展。从小的方面来说，譬如，中国开始和印度竞争成为外办采购中心；要求工作人员不仅懂得准备报告和申请专利，还要能讲流利的英语，以便为呼叫中心更好地服务。十月份，微软入股中国大连软件公司。大连位于中国东北部，现在，它的外购业正风生水起，它们正忙于清算税收收益，忙于为公司向日本和南韩购买软件。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着公司的不断扩张和重组，中国需要大量的会计、律师、银行家及各个行业顾问。在一些相对新兴的领域的市场营销和品牌发展，催生了大量的营销、广告及公共关系专家。这些行业的发展又继而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现在，中国已有近100万位保安。同时它也为美容外科、宠物美容等等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由于中国的公共教育体系不尽人意，而身为中产阶级的父母希望他们的独生子女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最佳机会，也呼应了行业发展的需求，私人教育现在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除了买房子，中国人在教育上最舍得花钱：2005年，书、教育器材的市场盈利比2002年翻了一倍还多，达到900亿美元。另外，富裕家庭还掀起了一阵旅游潮，以国内旅游为主，但同时，随着签证条件限制的放宽，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到海外旅游。世界旅游业理事会预测中国的年旅游市场在十年内增长率将超过三倍，达到3 000亿美元。
汇丰银行提到，在上述基础之上，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良好，并且市场的发展潜力差不多和日本、南韩及台湾市场一样巨大。现在，日本、南韩及台湾的服务业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事实上，由于这个GDP修正版并不包含一些路边摆摊租赁及在房地产和娱乐业中的现金交易（以逃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简称CSFB) 亚洲地区资深经济学家董涛(Dong Tao)说，这些估计要为整个经济总量多增加2200亿美元。尽管如此，占中国GDP41％的服务业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的60－75％。甚至比印度的52％都要低。
麦肯锡大中华区总经理Gordon Orr提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共产主义者怀有”大企业造真货”的看法。这导致了对服务业制定了过多的条款限制，以致中国人对私有企业的不信任逐日递增。比如，国有运输执照的缺乏，意味着运输者必须在每个省份获得许可证才能驾车运货，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每个省份边界处将货物卸装又重装上另外的卡车――这就拖延了运输时间，增加了损坏和盗窃几率。在零售业上，当地政府经常保护低效率的供应链，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保护本地人的工作。百安居首席执行官David Wei说在中国内地，百安居的48家”自己动手”商店的商品由1800家供应商供货，而在英国，300多家此类商店则仅由600家供应商供货。
更糟糕的是，尽管中国很早就邀请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却一直不愿向外开放服务业。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麦肯锡咨询公司智囊团主任 Diana Farrell提到，允许更多外国投资公司进入服务业将”不仅带来资金、科技，还有由竞争带来的活力”…….我们看到，家乐福和沃尔玛打入中国市场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超市，这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创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
在许多服务行业――从电信、邮政服务到媒体，中国以冗长繁琐的条例和矛盾不一的政策来阻挠外国公司的加入。在银行业及其他的金融服务行业，外国机构则面临着所有权及企业类型受限的难题。中国严重缺乏律师――每13000人才拥有一位律师，而美国则每300人拥有一位律师――这反映出未来的法律事务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困难。另一方面，律师的素质极低，贿赂法官的做法层出不穷，还有对法律的机械学习，缺乏灵活应用能力，这都说明他们无法胜任上庭为案件辩护的工作。不过，在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国公司的训练培养合格人才。而国外律师要进入中国市场则困难重重，每个环节都受阻。他们没有实习的机会，也不能对中国的法律发表评论，不能出现在中国法庭上。在他们在中国开立公司之前，他们必须等待九个月的审批，而接下来每申请一个项目，都要三年的等待时间。
几乎每个跨国公司都抱怨：缺乏接受优质训练的人才，这也阻止了服务业的增长。许多中国雇员，即便是高素质的毕业生，都只会一成不变地想问题，缺乏创造能力，也不敢挑战权威或勇于提出问题。因此，他们更适合在工厂做流水线工作，而并不适合为顾客想方设法赢取协议或许可证明。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都将服务行业视为制造业的附属品，因此，中国在服务业上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多。自1995以来，中国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尽管服务行业正在高速发展，随着基础生产逐步向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越南迁移，中国的服务行业工作机会也逐日减少。服务行业将为每年增加的1000万至1500万进入市场参加工作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但要满足这种潜在需求，服务行业需要得到人们更多的尊重，并得到立法者的重视。
（blueiie投稿，文章选自《economist》2006/1/22，仅供学习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