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gs I Used to Teach That I No Longer Believe” Was the Title of the Panel…
By Jay Rosen
……在新闻教授的年会中。”我了解到,当你准备好传递知识火种的时候 ,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并不想接受你的”火炬” , 因为他们认为它已经熄灭有一段时间了, 对于这一代的新闻学者来说,这可真是悲伤的一天。”
圣安东尼奥: 在10月回来的时候,我接受了David T. Z. Mindich的一份邀请,David管理着一项新闻界史学家的目录服务,这个邀请的部分内容是参与AEJMC大会(新闻业教师的一次年度会议)的讨论。讨论小组有一个很聪明的标题,” 我以前传授但现在不再相信的东西 “,这题目激发了我和其他三位组员的好奇心。 结果变成我们每个人毫不隐讳地谈论醒悟。
首先发言的是”美国新闻评论”的专栏作家Carl Sessions Stepp,他还是前国家通讯记者和《夏洛特观察家报》和《今日美国》的编辑,以及马里兰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他说,自他1983年开始教书生涯以来,大多数东西他依旧相信,但是只有一个例外。
然后,他说受雇于某一领域的几乎所有记者从前都是那种”为了使命”而专注的人。 他们把自身工作视为一种高贵的公共事业,并且分享这种责任感,从而帮助他们理解在狂热纷繁的新闻环境中究竟什么才是服务。学生迅速懂得这条信条,并且编辑部文化支持它。
但那是以前的情形,他说,现在使命的感觉不同了。他说这种感觉并没有消失; 许多的记者仍然听到那样的召唤。并且年轻人仍然在课堂上做好相信的准备。但是新闻商业和”工作地点文化”的改变,已经在大多数情况下把责任变成了一个童话故事。Stepp断言,现在已经没有被召唤的通感了。新闻业整体上已经不是”为了使命”,但记者个人仍然可能是。Stepp认为那就是他的希望所在。
下一个发言的是Dianne Lynch,她是Ithaca学院传媒学院的主任、一位记者、在线新闻协会的前执行董事。她给我们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一个优秀的学生放弃了四年的奖学金,包括学费,住宿费,甚至旅行的钱——超过20万美元。那学生来到教务处告诉Lynch,她正准备停止新闻业的学习并且转向社会学:”我决定我不能忍受在这样一种可怕的职业里了”,学生补充说,在这个领域里别指望年轻人能”产生什么影响”。
在房间里不禁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这是因为她使用了” 产生影响”这个词语,虽然乏味和含糊,但曾经它正是记者鉴别自己理想主义的东西。你无需为了钱去做它,并且也没有良好的工作条件,或者改进的一个机会。对于一代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最好的就是”产生影响”的一切事实。面对强权说出事实真相,以及他所暗示的。
但是这对于Ithaca学院最好的学生来讲,不过是一个笑话。Lynch滔滔不断地说:”她交出20万美元的奖学金仅仅为了摆脱新闻业”。我们沉默了。了解到当你准备好传递知识火种的时候,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并不想接受你的”火炬”, 因为他们认为它已经熄灭有一段时间了, 对于这一代的新闻学者来说,这可真是悲伤的一天。
Lynch 认为24小时的循环新闻把一切都变得琐碎了;她说Web所要求的不断更新也是循环新闻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她接下来的反应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好吧,我认为你正在犯错误”,作为主任的她这样说,”但是我接受你的决定并且深深祝福你”。在圣安东尼奥这讨论会上,她能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吗?Lynch坐下了把问题留给我们。
然后,同样在马里兰大学教课、曾任AEJMC主席、《华盛顿邮报》和《堪萨斯城市之星》报的前记者、还出版过一本书的Maurine Beasley 有点沮丧地讲起一个有趣的故事。Beasley对一个答辩的学生说:”在我看来,你仅仅为了三个低廉的夏季学分,就打算什么工作都不做了?”。 “非常正确” 学生说,”Beasley教授,你能理解的”
她的每一个故事中都显示了她和大多数学生之间开始延伸的巨大鸿沟。有时候,缺乏相互理解的情况已经出现了。Beasley在其他新闻学校教授一门特色课程:”媒体中的妇女” ,主要是关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与美国新闻编辑室以及媒体权力结构的碰撞所发生的事情。
对妇女专业人士开放工作场所是Beasley的关键要求;并且她已经在作品里把呼吁的命运记入了编年史。 但是现在妇女的问题在别的地方,开放已经被认作过时了,新闻学校学生与其说是第3波,不如说是男女平等主义者。
在我自己的”我以前传授但现在不再相信的东西”目录上,我写道:
* 当我早先授课时,我通常将对学生说,”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或者说,媒介就是讯息!)我认为这非常聪明。后来我认识到内容为主,这真是有点矛盾的课程,并且它也好像在时光中证明了聪明之处。现在我没把两个陈述中的任一个视作有用或者聪明的。为了想出什么时候内容为主,你不需要”内容为主”的口号。它们弊大于利。
* 我过去常常含蓄地教授:新闻业是一种专业。现在我认为它是一种实践,其中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参与。对于专业模式有好的一面,并且我们应该保留它们。但是这是有价值的社会实践的力量,并非任何所谓专业的健康。我相信那是新闻学校应该教授并且容忍的。我不关心它们是否被叫做专业学校。他们应该通过教授那些崭露头角,或者其它想得到帮助的学生,从而更好地武装美国人去实践新闻。
* 曾经我常常教授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道德理念,可以在我们的通讯社以此为生的规则、惯例和规章管理的行为制度中找得到的。现在我认为你必须开始背道而驰,信念比”避免出于兴趣报道新闻时”更为基本重要。如果你在实践层面过分阐述新闻道德理念,你的记者生涯会以肤浅而告终。
* 那些新闻道德理念从这样的假设开始的:如果我们客观的对世界进行报道,那世界基本上也容易理解;大众的观点存在着并且应该被听到;通过观察事件我们能抓住几种模式,并且能套用它们;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群众范围应该被扩大;那些称为”公开记录”的东西,新闻有目的赋予它新的意义;更多的信息有助于它激发更大的意识,这也是件好事;关于陌生人有道德的故事,我们需要听见他们,等等。这些是我教的新闻道德观。然而我应该将教的这些理念克服。例如:政治应该看作国王的秘密,这是新闻界应该反对,并努力克服的想法。 ( 参看Robert Darnton.)
* 多年来我在评论课上指出:在新闻媒体里,偏见是一项重要、有趣、甚至颠覆性的活动。至少是一项理智的挑战。但现在它实际上毫无意义。媒介偏见是无数政治斗争和文化战争方面的代理人。毫无纠正视听的效果。
* 哎呀,我过去常常教导学生:世界需要更多的批评家;但是它是一件经不起推敲事情。今天我认为世界对于批评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并且它总是需要更多的人去付诸实践,而不总是需要更多的编年史学家,评论家或者铅笔头。
* 在新闻和政体课程上,我常常给学生讲述新闻公司和白宫斗争甚至有时干仗的事情,而且又需要彼此。其实那也不再准确。
* 我从未明确地教过,但是我又肯定相信它:现实总是欲言又止,总有这样的限制来约束事实怎样被替代的,这是新闻不能被推翻的一个原因。我今天不能那样说。之所以胆怯,是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教什么作为替代。
………
同样, “产生影响”对于教授或者实践新闻事业并不是足够好的标准。这是一个懒惰想法, 新闻欺骗了自身。对于自由的新闻工作者和坚信新闻能产生影响的教授来说,新闻学校的正规训练给予了他们在非议程新闻事业方面的坚定信念。
并且实际上,他们想要兼顾清白(我们只报道真相)和力量(我们要做出有影响力的新闻) ,但这不可能。我们在新闻学校没有训练出这种能力。肩负责任的人们在民主政治的话语权中并没有抽出时间来考虑自己的责任。他们反而谈论它作为一种中立的公共服务,但是对权力讲真相并不是中性的,做出有影响的事情也并不是对其他人的服务。我们在新闻学校也没有把它做好。
之后,政治话语使用了它的复仇, 然后压倒了有关”责任”的讨论, 没有打动公众,还因为它是愈来愈趋向非叙述的话语。Natalee Holloway 不停的嘲笑这种责任。文化战争嘲笑责任左右摇摆。并且在相互不能理解的教室中,承担”责任”是完全终止的。(mimiqiao编译,undersound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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